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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项目培育: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契合互促之道  

2011-07-13 08:49:32|  分类: 议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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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因虚拟而复杂,褪去虚拟经济复杂的外衣之后,便呈现出复杂世界中的简单逻辑——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契合互促发展。这一简单逻辑方程的“中国解”有两个“联立方程式”来确定,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现状与问题。

一、虚拟经济及其与实体经济关系再认识

经济问题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经济更好地发展,因此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再认识需要厘清二者在实现经济更好地发展框架下的关系问题。

1.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相关概念界定

虚拟经济是一个衍生的、较为中国化的概念,因而其内涵界定并未完全统一,但不同的内涵界定的实质是并不矛盾的。广义的虚拟经济是以信用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交易活动为特征的经济,狭义的虚拟经济仅是以虚拟资本及其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货币和虚拟资本都以信用作为基础。之所以称作“虚拟资本”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资本是“有价值”且“可以产生剩余价值”的,而虚拟资本只能获取一定的剩余价值,但本身并没有价值。

从这个角度而言,实体经济是指物质产品、精神产品、服务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虚拟经济是指和实体经济紧密关联的虚拟资本的交易和流通。虚拟资本[1]是既不具有实物形式、又不具有货币形式的、价值不确定的、但可以产生利润的、建立在信任关系基础上的资源,其主要包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和信用资本。

2.      基于概念和内涵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的再认识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是密切联系,却又各自有其独立运动特征的经济组成部分,这种关联性和独立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效应上:

蜜月效应/协同效应。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密切关联的,虚拟经济的规模和增长应该与实体经济的情况密切相关。实体经济规模和利润增长,形成稳定增长预期,同时虚拟经济基于未来收益的资本化定价也会提升。刘骏民(2001)将费雪交易方程式变型为MV=PQ+SQ×SP,其中,PQ表示实体经济,SQ ×SP 表示虚拟经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由货币为纽带联系到一起,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离婚效应/背离效应。由于虚拟经济存在介稳性的特点(成思危,2009)以及金融创新导致的虚拟经济价值产权与物质产权的脱离等因素,所以虚拟经济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脱离实体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出现不一致甚至背离。曹源芳2008)实证表明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彼此背离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彼此不成为对方的 Granger 原因,他认为背离原因关键在于政策分割,缺乏彼此市场的沟通、协调与相互促进。

挤出效应。在经济人行为假设下,资本是趋利的。在总投资量既定时,对虚拟经济和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具有竞争性,虚拟经济收益率高于对实体经济回报率时,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供给相对减少,形成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李庆峰等(2002)从上市公司委托理财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的挤出效应。

超调效应。由于虚拟经济资本化定价机制受预期等因素影响,在实体经济出现调整,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较大回调时,可能出现调整过度的行为。次贷危机中就表现出了超调,如我国股市因金融危机的调整深度远大于经济的回调。又如日本在1987~1990 年间,由于虚拟经济特别是股市和房地产繁荣,“日本经济增长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而 1991 年之后的泡沫破灭时期 ,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局面也在人们预料之外。”(奥村洋彦 ,2000)

信号效应。由于虚拟经济的资本化定价,因而对市场变动比较敏感,可能会较实体经济率先对市场变动作出反应,因而价格会上有一定的“先行性”,因此市场可以据此得到一些信号。如Paul Krugman(1998)和钟伟(2001)发现当实体经济景气但尚未过热时, 虚拟资产价格若过度飙升往往预示着实体经济过热已经趋于极限,1929-1933 年的美国大萧条、1989 年日本股市泡沫破裂时均是实体经济(如国债利率、通货膨胀率和GDP)增长良好,而虚拟经济价格的过度飙升已经释放出即将崩溃的信号。

3.      基于后危机时期实践进展的再认识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和危机后的“校正”选择是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研究最直接、最鲜活、最有说服力的案例。美国次贷危机不仅是对上述几种关系的 “重演”,但还有更值得借鉴的教训值得挖掘。

首先,美国次贷危机除了表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离婚/背离效应是短期的、相对的、不可持续的,蜜月效应是长期的、理性的和可持续的之外,还表明建立在虚假经济上的虚拟经济(笔者称之为虚幻经济)才是真正的经济“毒瘤”。证据有二:其一,亲历次贷危机的内部人士,美国作家理查德·比特纳在《贪婪、欺诈与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的真相》一书中,生动的描述了次级贷款市场如何因为违背“批准贷款的决定应该有凭有据”进而剑走偏锋,酿成危机;其二,次贷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除了强调了要控制“杠杆”等避免过度虚拟化的措施,同时也在加强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完善信息披露等针对虚假经济的措施上煞费苦心。

此外,次贷危机的爆发和后危机时代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持续改善计划表明,实体经济的地位仍是基础性的。奥巴马引述《圣经》中的比喻说 “我们不能在沙上重建我们的经济,我们必须在岩石上重建我们的房屋”。2010年10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制造业促进法》,要“重回制造业时代”。危机后各国还先后制定科技发展和创新国家战略,探寻新的经济增长之源,如美国出台《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德国政府的执政联盟协议未来政策战略第一条就是要将发展“教育、科研、新技术、产品和服务”作为德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俄罗斯总统提出亲自领导科技创新工作并出台相应办法等等。

二、我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及现状

 

我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及其发展问题主要有三个,即我国要不要发展虚拟经济、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现状如何以如何进一步发展。

1.      我国需不需要虚拟经济

尽管在危机之后对虚拟经济的发展也偶有非议之言,但是总体而言,我国需要发展虚拟经济已经得到共识。原因包括:第一,虚拟经济是大势所趋,虚拟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甚至也被认为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刘晓欣,2002);第二,较之发达国家,中国虚拟经济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我国的金融现状可用“一低一高一不足”概括: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水平还很低、以银行信用为主的间接融资比例还很高、金融衍生品和资本市场发育的不足。如2007年中国证券化率只有26%,远低于美国(173%)、日本(110%)和英国(189%)等;第三,虚拟资本以未来预期收益的定价较实体经济定价模式更具激励功能,虚拟资本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价值交换可能带来效益提升和配置的优化。

2.      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现状

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及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点:第一,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背离。刘骏民、伍超明(2004)实证研究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背离,原因在于虚拟资本收益率大于实体经济收益率。第二,虚拟经济异化现象。由于在银行主导、国有资本主导的金融市场结构失衡,市场不足和市场失灵共存的转轨经济特征,出口和投资过度依赖而消费不足的经济结构失衡,导致虚拟经济发展的一些扭曲现象,如货币化程度很高(图1),而金融市场投资产品不足,因而资产价格遭到轮番爆炒,通货膨胀压力驱之不去,虚拟经济的价值发现功能被投机和管制所抑制。第三,虚拟经济发展不足与实体经济基础不牢问题同时存在。与中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相比,中国的优质企业在全球份额明显不匹配,如2010年世界500强中国仅占54名,且大部分为国有垄断型企业,中国的人均GDP世界排名在100名之后;第四,虚拟经济发展下的分配正义问题,如侵害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 投机和财富掠夺, 坚操纵和内幕交易等。

 

3.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契合互促的关键问题

对于全球化浪潮中转轨的中国而言,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契合互促才是经济发展的最佳路径,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契合互促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首先,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内涵关系来看,离婚效应/背离效应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危机后各国的实体经济振兴措施是对实体经济第一性的有力佐证,各国对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等的加强则是防止虚拟经济被作为道具而滥用、无用。

其次,区分虚拟经济、泡沫经济和虚假经济,要注意控制虚拟经济的杠杆度和预期的非理性膨胀,避免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或者虚拟经济向泡沫经济的异化;更要注意防止虚假经济通过资本化的乘数效应和预期的传染效应而生成经济毒瘤。虚拟经济必须以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并不妨碍二者之间的倍数关系。没有实体经济作基础的虚拟经济是虚假经济,虚拟经济杠杆率过高也会导致虚假经济,虚假经济占到一定比例必然导致危机。

此外,虚拟经济的存在基础是信用,价值生成的路径在于流通和交易,定价的基础在于预期未来收益的折现。因此,从长期而言,信用制度建设、交易路径和渠道完善、综合性预期相机管理配套等是虚拟经济发展质的保障。

同时,由于信号效应、超调效应、分配正义和系统性风险的存在,应在风险监测预警、反超调措施、再分配制度改进和系统性风险监管上分别予以关注。

最后,由于我国转轨经济中市场不足和市场失灵并存,社会主义价值观、市场经济文化取向和传统文化冲突交融,经济结构失衡、所有制结构失衡和金融结构失衡等交互作用和影响,因此我国虚拟经济存在自身的一些特定的特征或问题,对其进行阐释和解决需要把握这种差异性,体现出针对性。

三、阐述一个观点: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工具,实体经济不是虚拟经济的道具

以虚拟经济主体金融为例,在金融和实体经济二者关系中,实体经济是第一性的,金融是第二性的。“百业兴则金融兴”,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工具,实体经济不是金融的道具。我们不能就金融而论金融,就金融发展而发展金融。

改革开放32年后,我国从总体上跨越了资本稀缺期,制约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问题不是资金的短却,而是优质实体经济项目的不足。具体到金融的发展,至少涉及三方面的项目不足:第一、包括VC、PE在内的股权投资项目不足。第二、从资本市场发展角度看,好的上市公司预备队项目不足。第三、从中小企业融资角度看,银行合格借款者项目不足。

实体经济项目不足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要重视和加强对实体经济项目源的培育。这种培育按培育主体包括来自企业内部的自我培育、来自市场的培育,结合国情最重要的是来自政府的培育。来自政府的培育也可借助于市场化的手段,在这方面美国、以色列的成功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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